《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五脏大补方校勘探赜
编者按
现存《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诸版本中的五脏大补方组方用药有较多差异。在《辅行诀》原卷佚失，难以通过对校或他校法考证诸本差异原因的情况下，运用理校法，结合《辅行诀》五脏体用观、五行互藏等理法特点来分析诸版本五脏大补方组方得失，发现《辅行诀》诸版本五脏大补方的组成差异是不同时期下的校勘者在研究残缺失真的传抄本时，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所得的结果。通过《辅行诀》严密的理论体系可拣选出五脏大补方组成较为完善的版本并推断出各版本形成的时间先后顺序。
——原文刊载于《中华医史杂志》2025年55卷01期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为梁代陶弘景撰，书中引用了大量《内经》的内容，并且保存有久已失传的《汤液经法》《桐君采药录》等中医古籍内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书原藏敦煌藏经洞，1907年为法国人伯希和盗掠，守洞道士王圆箓在为伯希和装箱时暗藏之，1918年售予河北省威县张偓南，后者传其孙张大昌。“文化大革命”期间卷子不幸被毁，幸有张大昌的弟子诸传抄本传于世，基本保存了《辅行诀》的主体面貌，但其内容参差不一，互有异同，五脏大补方的组成差异为其中之一，兹对各版本中五脏大补方组成差异原因进行分析，结合《辅行诀》理法特点拣选出较为完善的版本，有助于其临床应用推广。
1 《辅行诀》现存诸版本五脏大补方组成差异
《辅行诀》卷子被毁后，自20世纪70—90年代，曾陆续出现过张大昌本人的追忆本、张大昌弟子传抄本及对其校勘形成的多个版本。2007—2008年，钱超尘同其弟子赵怀舟又收集到了张大昌及其弟子抄录的《辅行诀》20个不同抄本：①王子旭抄本（1964后）；②范志良抄本（1965）；③范志良第二次抄本（1972前）；④张大昌抄本（1974）；⑤刘德兴抄本（1975）；⑥衣之镖抄本（1976）；⑦孙伯果抄本（1976）；⑧张大昌抄本残卷（1977前）；⑨丁勤喜抄本（1979）；⑩《张大昌注辅行诀》衣之镖抄本（1979）；⑪刘世忠抄本（1979）；⑫王云亭抄本（1979后）；⑬张偓南别集本（1980）；⑭《张大昌注辅行诀》周连淼抄本（1981后）；⑮《张大昌注辅行诀》刘德兴所藏抄本（1983）；⑯赵俊欣抄本（1985）；⑰张义霄抄本（1988前）；⑱周连淼抄本（1966内容，1989过录）；⑲周连淼第二次抄本（1988后）；⑳刘详之抄本（1998）。
上述抄本均收录于2008年钱超尘主编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中，其中除衣之镖、丁勤喜抄本系据刘德兴抄本抄录外，其余张大昌诸弟子的抄本均系据张大昌的多个抄本抄录，而作为底本的张大昌原抄本都已佚失。仔细研读这些抄本，发现诸抄本之间有诸多差异，“辨五脏（肝、心、脾、肺、肾）病证文并方”下的五脏大补方的组成差异是其中之一。“辨五脏病证文并方”是《辅行诀》前半部分的重要内容，针对五脏虚实不同证候，各列出相应的主治条文及补、泻方药。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补、泻方又分为小补、小泻方和大补、大泻方，大补、大泻方各为五脏更甚之虚、实证而设，故在小补、小泻方原方之上增加药味以助补、泻之功。根据现存诸抄本之间五脏大补方组成的差异，大体可分为以下抄本为代表的3个版本：①范志良第一次抄本、王子旭抄本、张大昌抄本、刘祥之抄本、王云亭抄本、张义霄抄本、周连淼第二次抄本、《张大昌注辅行诀》各抄本（以下简称“范抄本系统”）；②刘德兴抄本、衣之镖抄本、丁勤喜抄本（以下简称“衣抄本系统”）；③张偓南别集本。现将3个版本系统五脏大补方组方差异情况列表如下（表1）。因大补方是在小补方4味药的基础上加入3味药（以下简称“援药”）组成，故该表仅列了各版本大补方援药的组成差异，以便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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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辅行诀》3个版本系统五脏大补方援药部分
3个版本系统之外其余诸抄本的五脏大补方各自综合了其中某两个版本的援药组成，如孙伯果抄本除了大补心汤属于范抄本系统外，余大补方属于衣抄本系统；范志良第二次抄本、刘世忠抄本综合了衣抄本系统、张偓南别集本的大补方内容；周连淼第一次抄本、赵俊欣抄本的大补方组成则综合了范抄本系统和张偓南别集本。另外，衣抄本系统中大补脾汤、大补肺汤、大补肾汤的援药有4味，突破了五脏大补方3味援药的常规格局，对其组成而言，范抄本系统与衣抄本系统之间有2味药相同，张偓南别集本援药组成则别具一格。由于原卷已佚失，相关史料缺乏，仅靠对校和他校法难以考证诸本五脏大补方组方的得失。因此，本研究运用理校法，从《辅行诀》五脏补泻方的理法特点着眼，分析诸版本五脏大补方组成差异原因，从而拣择出最符合原书理论体系的五脏大补方版本。
2 《辅行诀》五脏补泻方理法特点
2.1 五行体用观
五行体用观是《辅行诀》五脏补泻方组方思路的核心，其所载“五味补泻体用图”（图1）体现了五行的体用化关系，即木用辛、体酸、化甘；火用咸、体苦、化酸；土用甘、体辛、化苦；金用酸、体咸、化辛；水用苦、体甘、化咸。笔者结合五行之间的关系，可得到如下结论：本行之体是克我之用、我生之化；本行之用是我克之体、克我之化；本行之化是我克之用、生我之体。子行和母行之生、克、化关系也可进一步推导得出。该图还说明了大补方由7味药组成，大泻方由6味药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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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辅行诀》五味补泻体用图
此外《辅行诀》“辨五脏病证文并方”部分引用了《内经》五脏苦欲补泻内容，即“肝德在散，故经云：以辛补之，酸泻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适其性而衰之也。” “心德在耎，故经云：以咸补之，苦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德在缓，故经云：以甘补之，辛泻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德在收，故经云：以酸补之，咸泻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辛以散之，开腠理以通其气也。”“肾德在坚，故经云：以苦补之，甘泻之。肾苦燥，急食咸以润之，致津液生也。”可知《辅行诀》把五行各分体用，再配属五味的学理是根据《素问·脏气法时论》五脏苦欲和五味补泻的理论而定。以顺从五脏所欲之味为“用”味，以制约五脏所欲之味为“体”味，以“体”味和“用”味化合所生之味为“化”味。如肝木欲散，辛者能散，故辛为肝之用味，散者太过则须收，酸味能收之，故酸为肝之体味，辛与酸相互化合而现“甘缓”之功能。
就脏腑生理功能而言，“用”和“体”分别对应五脏的气化活动和物质基础，它们之间相互调节和制约，共同维持着脏气的正常活动。五脏体用关系失常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若体不足而用有余，就会导致实证；若用不足而体有余，就会导致虚证。如肝虚则恐，实则怒；心虚则悲不已，实则笑不休；脾实则腹满飨泻，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肺虚则鼻息不利，实则喘咳，凭胸仰息；肾气虚则厥逆，实则腹满，面色正黑，泾溲不利。因此，治疗虚证的关键在于补其“用”而泻其“体”，治疗实证的关键在于补其“体”而泻其“用”，其组方用药遵循一定法度。
2.2 五味五行互含学说
五味五行互含是《辅行诀》又一显著的学术特点，其所载“诸药五味五行互含文”乃是将五行体用化中的“用”味作为五行所主之味，即辛属木，咸属火，甘属土，酸属金，苦属水。在五行主味的基础上把每一行再分为五行，各自配以相应的药物共25种，从而构筑五味五行互含的用药模式。如属木之辛味药中，桂枝、生姜、附子、细辛、干姜分别为木中木、木中火、木中土、木中金、木中水；属火之咸味药中，旋覆花、丹皮、大黄、葶苈子、泽泻分别为火中之木、火、土、金、水；属土之甘味药中，薯蓣、炙甘草、人参、生甘草、茯苓分别为土中之木、火、土、金、水；属酸之金味药中，芍药、山萸肉、五味子、麦门冬、枳实分别为金中之木、火、土、金、水；属水之苦味药中，黄芩、黄连、白术、竹叶、地黄分别为水中之木、火、土、金、水。根据药物自身特殊的形色气味和功能特点可确定其五味五行属性。如咸味药中，丹皮能散血结，而心主血脉属火，故为火中火；大黄主治胃肠，故为火中土。苦味药中，地黄善补肾水而为水中水；竹叶清利上焦肺热故为水中金等。总之，五味五行互含说的作用，是为创制方剂时取舍药物提供依据，如补五脏方分别以辛、咸、甘、酸、苦味药为君药，以补肝、心、脾、肺、肾之用虚，余药之拣择，除与五行五味配属有关，还受君臣佐使关系的制约。
2.3 五脏补泻方组方结构——君、臣（佐臣、监臣）、佐使
《辅行诀》中的五脏补泻方药物组成有一定的结构规律，其“五味补泻体用图”注文对补泻方剂的组织结构作了说明：“主于补泻者为君，数量与君同而非主故为臣，从于佐监者为佐使。”即君药的意义在于主补泻，臣药在数量上与君药同，佐使药“从于佐监”，但对“佐监”为何者未予说明。《素问·至真要大论》云：“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可见《辅行诀》中的“臣”即为“佐监”，分为佐臣和监臣。“佐”有辅佐之义，可助补泻之用生源不竭；“监”有监察之义，可防补泻太过之弊。因此，五脏补泻方即按君、臣（包括佐臣和监臣）、佐使组成。其中小补方之君药为本脏所主之味（用味）中与本脏同属性者；佐臣乃本脏用味中生本脏者；监臣为克本脏者所主味（体味）中之本脏所克者；佐使是本脏所克之脏所主味（化味）中同本脏者，有化生不息之义。小泻方之君药乃本脏体味中与本脏同属性者；佐臣为本脏体味中生本脏者；监臣为本脏用味中与子脏五行相同者，因实证化机未衰，故泻方无需佐使。五脏小补方、小泻方组成如下表（见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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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五脏小补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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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五脏小泻方组成
总之，五脏体用观和五味五行互含学说作为《辅行诀》理论体系的核心，统领着疾病的虚实辨证和治则的补泻法度；君、佐臣、监臣、佐使的组方结构将《辅行诀》的理-法-方-药贯穿一体，体现其思辨逻辑极其严密的特点。笔者通过上述理法特点考察现存诸传抄本五脏大补方的差异原因，发现其组方的不同是对组方法则不同解读方式下的校勘结果，以下作详细分析。
3 不同版本《辅行诀》五脏大补方校勘思路
《辅行诀》中说明了大补汤的援药法则：“大补散汤法，即小补散汤法加益其所生，制其所克，助以母气者。”衣抄本系统、范抄本系统、张偓南别集本大补方援药组成的差异，应与对该援药法则的不同认知方式有关。其中，“益其所生”中的“所生”，当指子脏而言，所“益”当为子脏用味之药物，即子脏补方之君药，范抄本系统和衣抄本系统均作此解。“制其所克”中之“所克”，非为被“其”克制之脏，而是克制“其”之脏，而对于“制其所克”有不同的理解方式。衣抄本系统将其理解为“克制本脏者泻方之君”，即克本脏者体味中与其同属性者，于是在大补肝、心、脾、肺、肾诸方下，分别加了火中金葶苈子、土中水茯苓、金中木枳实、水中火黄连、木中土附子，以分别对应泻肺、肾、肝、心、脾方君药。而范抄本系统将“制其所克”作“克本脏者补方之监臣”解，即克本脏者体味中之本脏所克者，因而分别以旋覆花、甘草、五味子、竹叶、干姜作为对应补肺、肾、肝、心、脾方之监臣。
“助以母气”亦有多层含义，可取“虚则补其母”或“子能令母实”之义。其中“虚则补其母”有两重理解，一是以补母脏方之君以“补母气”；二是将“助以母气”作“佐以母气”解，即补母脏方之佐臣，如肝之母脏为肾，补肾方之佐臣为竹叶，故大补肝方之“助以母气”者应取竹叶。若取“子能令母实”之义，则是取子脏用味中与本脏属性相同者以“助以母气”，亦即补子脏方之佐臣。据此可推测，衣抄本系统在“助以母气”义不明朗而犹疑不定的情况下，在各大补方中取了“补子脏方之佐臣”药，又在大补脾、肺、肾方中取了“补母脏方之君”药，分别为牡丹皮、人参、麦冬。然而由此形成了大补肺脾、肺、肾汤均8味的格局，不符合大补汤均7味的用药法则。范抄本系统则取了“虚则补其母”法则中“补母脏方之佐臣”药物。
张偓南别集本采用了与上述二者不同的组方思路，即大补方系由小补方加上克本脏者泻方之君、佐臣，再加所克之脏泻方之君，此应是着眼于“制其所克”法则，在“无克不生”的思想指导下，对存有颇多困惑处的五脏大补方药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然而此用药法度与“益其所生”“助以母气”的指导原则不甚契合。
4 讨论
分析3个版本系统所校订的五脏大补方哪种最符合《辅行诀》原本的用药法则，需在充分理解“益其所生，制其所克，助以母气”的真正含义的前提下。细心揣摩此句话，就会发现“益其所生”即是“制其所克”，如大补肝汤援药为牡丹皮、旋覆花、竹叶3味，正是补心方之君臣。其中牡丹皮、旋覆花味咸，为子脏心之用味，有补心之用，可称之为“益其所生”。而咸味正是克制肝木之肺金的体味，为泻肺之味，故为“制其所克”；竹叶味苦，为肾之用味，故可谓之“助以母气”。因此可作如下结论：“益其所生”药物为子脏用味之君，和子脏用味中与本脏五行属性相同者，即补子脏方之君、佐臣，“制其所克”之义蕴于其中；而“助以母气”者，即母脏用味中与生母脏者五行相同者，即补母脏方之佐臣。衣抄本系统把《辅行诀》原作“益其所生，即制其所克”的法则一分为二，才会出现“多余药”。实际上，范抄本系统的大补方系由本脏小补方加入其子脏小补方之君药和佐臣、监臣而成，取“子能令母实”之义，较为符合《辅行诀》理法特点。
由此可知《辅行诀》现存诸传抄本五脏大补方的组成差异是不同时期下的校订产物，如张大昌在其所注《辅行诀》（刘德兴所藏抄本）中所云：“此书幽潜千载，历朝少见，然视其当时已有别本，非经一人之手，其间错讹、倒置不处无之。”由于历史的原因，《辅行诀》原卷子在问世后的流传过程中产生了残损，并在后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原卷五脏大补方经过初次复原，出现较多错误在所难免，因而在历史上经历了多人多次校改。在不同校改思路指导下，五脏大补方组成出现不同版本。笔者推测，最后封存于藏经洞的《辅行诀》同时保留了不同版本的五脏大补方内容，张偓南则在另一种思路指导下对其进行了校改。而后张大昌在对藏经洞本、张偓南别集本多次抄录的过程中，对不同版本的五脏大补方内容进行多次取舍，形成了不同版本的抄本，因此他传授给弟子的写本也就有了多种。衣抄本系统所依据的底本形成时间较早，其五脏大补方校改不尽圆满；范抄本系统下的底本经过多次校改，五脏大补方组成更接近原作。至于孙伯果抄本、范志良第二次抄本、周连淼第一次抄本、赵俊欣抄本所依据的底本则是参照各版本的五脏大补方作出不同拣选之后形成的，这应是诸传抄本五脏大补方内容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辅行诀》流传版本的复杂性，要求校勘者在考订其五脏大补方组成原貌时，不能只用对校法，而需运用理校法，结合医理、文史等知识作出推断，这在校勘当中是逻辑思辨难度最大的方法，学识不济或推理欠妥，就容易陷于主观臆断。得益于《辅行诀》严密圆融的方药组成理法体系，五行体用观、五味五行互含学说、君臣佐使理论可相互佐证，使得对于五脏大补方组成的校勘尽可能还原其原貌，并为中医药从业者研究中药配伍与制方理论等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参考。
编辑/陆维佳
校对/耿 华
审核/郝鸣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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